法院何時可以對調查證據Say No？—以虛偽證據之調查為例

法院調查證據之義務與範圍一直為實務上所討論，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有調查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的義務，
然而在第163條之2也解免法院在不具有證據調查之必要性時調查證據的義務。
然而，何謂不具有證據調查之必要性，一直為學說實務所討論，本文義將討論。
此次受選為具有參考價值判決之109 年度台上字第 3877 號判決即討論虛偽證據法院應否調查的問題，
然卻不從以往證據調查之必要性出發，而從最根本的憲法對訴訟權之保障出發。

一、法院澄清義務的範圍
在民國91年進行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的修法後，
我國在刑事程序上之證據調查從法院職權調查主義改採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」：
「Ⅱ、法院為發見真實，得依職權調查證據。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。」
縱然經過修法，但因檢察官過度擴張解釋但書的範圍，導致修法前後的舉證責任實務並無太大差異。
為解決此問題，最高法院101年第2次刑庭決議針對但書中「公平正義之維護」解釋限縮於「專指有利被告之事項」。
理由在於參考我國透過制定施行法內國法化的〈兩公約〉與〈刑事妥速審理法〉揭示的「無罪推定原則」
，認為「公平正義之維護」事項應目的性限縮解釋，否則即與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、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。
至此，法院澄清義務之範圍僅限於「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」、「利益於被告之公平正義維護事項」與
「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」。

二、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的證據調查必要性
但是針對「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」的範圍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第163條之2，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裁定駁回聲請，
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：「
（1）不能調查者。
（2）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。
（3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。
（4）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。」
有學者將上述四種情形具體化為三個基準：
（一）關聯性基準：
即待證事實與證據間應存有一定之關連性，第163-2條第2項第2款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條者」即屬之。
（二）必要性基準：
乃是基於迅速原則、訴訟經濟之要求，若待證事實已臻明瞭或同一證據再行聲請，即屬於欠缺調査必要性，
如第163-2條第2項第3、第4款之規定。
（三）可能性基準：
所謂可能性是指在調查據有可能始行調查。
而針對何謂「不必要」調查之證據在最高法院77年第11次刑庭決議也列出幾種例子：
（1）無證據能力。（2）無從調查之證據方法。（3）欠缺調查必要性證據。（4）顯與已調查之證據重複。
（5）所證事實已臻明確，無再行調查之必要（6）意在延遲訴訟，故爲無意義調査聲請。（7）同一證據再聲請調查。

三、虛偽證據還要不要調查？
這裡要討論關於「虛偽證據」的問題是，若法院早已知悉當事人聲請的證據是假的，法院是否還是有依聲請進行調查的義務呢？
先從法院澄清義務的角度來看，「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」法院通常具有調查義務，然而在證據欠缺調查必要性時，
法院依據第163條之2可以駁回其聲請。
然而在最高法院具有參考價值之判決109年度台上字第3877號，卻從憲法訴訟權的角度解釋為何「虛偽證據」法
院毋庸進行調查：
其首先解釋被告在在司法過程中，藉干擾、欺騙等不法手段， 影響訴訟程序之適正運行的情形中，將會影響司法偵查、審判效能。而我國司法程序中有賦予被告的訴訟權包含受「公正、適時有效審判」之權利。
但如此權利除包括「司法體系督促自身行為」外，
也包括「不得忽視妨害司法公正之不正行為」否則難符憲法第16條訴訟權保障之本旨。
再來，法院繼續討論「虛偽證據」與「不自證己罪」之關係，認為被告在訴訟上固然享有不自證己罪特權，
但也僅止於無義務自行提出證據，以證明自己罪責而已，要不能容許其可以利用不正方法，
妨害司法權之適正行使，否則當屬「防禦權之濫用」。
最後從司法結果的公正性進行討論，認為法院是「正義的殿堂 」（Palace of Justice）
，訴訟原是圍繞著訟爭利益之得失所引發，而以文明、平和之方式實施攻擊、 防禦的一場「不帶煙硝味的戰爭」
（War Minus The Shooting），所有訴訟參與人均不必以不正手段或武力相向，透過法庭，即能尋求公平正義的實現。
若判決是以虛偽證據為基礎而作出，這就意味了毒藥已經滲透入司法的源泉
（ Poison Had Permeated The Fountain of Justice ），並可能污染整體司法程序，而悖離訴訟權保障之憲法誡命。

因此認為，倘他人以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或其他 不正之方法，要求證人出具書狀，或拍攝錄音、錄影等 電磁紀錄，
或至法庭為有利於訴訟當事人之陳述，法院 為防免司法之適正行使被不正手段干預，
導致虛假證據污染整體司法結果之公正性，自得駁回當事人不正證據調查之聲請。
從上述的法院見解中可以發現，法院從憲法層次的高度賦予對虛偽證據聲請調查駁回的立論基礎，然而可惜的是，
法院在此卻未繼續去討論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第2項各款的情形，
也未討論77年第11次決議所提出的「不必要」調查之證據，遑論從關聯性、必要性、可能性基準進行討論。
本文認為，法院從憲法訴訟權中「公正、適時有效審判」之權利進行闡述，似乎強調的是「虛偽證據」
可能會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中迅速原則、訴訟經濟之要求，應為學者所稱之「必要性基準」。
然而在現行法第163條之2第1項下卻無任何款項該當，這個漏洞或許就是此一最高法院實務見解並未詳究第163條之2第1項的原因。雖然法院的立意良善，但是僭越立法，甚至在立法未授權的情況下去填補漏洞，並不是沒有疑慮的。